吴大观，我国“航空发动机之父”，有60年党龄的优秀共产党员。1916年11月13日生于江苏镇江，2009年3月18日因病去世，享年93岁。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他一生爱党爱国、无私奉献、艰苦朴素、助人为乐、爱岗敬业、淡泊名利，有着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崇高的思想境界，为我国航空发动机的振兴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吴大观同志一生求实求是，无论对生活还是事业，严格按照科学发展观原理乐观地投入，为中国自主研发航空发动机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在其晚年依旧全心投入祖国的航空事业发展，主持制定出一系列研发标准，为中国的航空工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支持。

    吴大观同志是我国著名的航空发动机专家，是中国航空工业发动机事业的奠基人和创始人之一。“不研究出中国的发动机我死不瞑目”。这是吴大观一生践行的铮铮誓言。报道说，从航空救国，航空报国，到航空兴国，航空强国，他一生在为梦想而奋斗，为理想而奋斗，他走过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成长之路，也体现了一个党员专家在新时期的报国情怀。在吴老93年的生命历程中，有68年是与航空相依为命的。他创造了我国航空工业的九项第一，为新中国航空发动机事业立下了卓越的功勋。他是我国航空发动机事业的创始人、奠基人、开拓者。

    中航工业集团的宗旨是“航空报国、强军富民”，吴老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这一理念。他为我国的航空工业、特别是航空发动机事业奉献了毕生的心血和精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吴大观同志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社会主义无限热爱，对党无限忠诚，是“两个务必”的忠实践行者，是共产主义道德的实践者。

    吴大观的业绩和优秀品格，赢得了广大科技人员、工人和干部的敬佩和赞扬。作为技术主帅，他高瞻远瞩，运筹帷幄，谦虚谨慎，注意发扬技术民主，正确决策；作为专家，他知识渊博，精通业务，治学严谨，释疑解惑，传经授道，精心培养年青一代；作为领导干部，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作风正派，敢于管理，身先士卒，平易近人，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作为共产党员，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严以律己，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吴大观老人生在旧中国，他目睹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的腐败，从小就树立了远大的理想。吴老在1938年流亡途中看过一部电影《悲惨世界》，其中有一句台词 “人生是施与不是索取”。就是这句话影响了吴老一生。吴老也正是用这句话作为自己的人生诺言，在他93年的人生旅途中，他默默无闻地“施与”而从不索取，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自己的人生诺言，表现出一个优秀共产党员的崇高理想和高尚品德。

    1955年，国家考虑到吴老的贡献，给吴老定的工资是273元，而当时普通工人的工资也就二三十元，车间主任的工资是六七十元。吴老多次请求降薪，组织未允，于是，从1963年开始，吴老就每月多缴100元钱党费，以此来交还给国家。这一交就是30年。从1994年开始，吴老每年向中组部继续多缴党费4000元-5000元。吴老说：“建国初期国家一穷而白，百废待兴。我的工资那样高，脱离群众，为表心意，多缴党费。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为了国防急需；改革开放30年，我国还有1400万贫困人口；进入21世纪，与某些国家相比，我国底子薄、科技落后，多缴党费，就是想体现我一个党员的党性意识。”93岁高龄的他在2009年2月1日写给中航工业老干局的信上说：“又是我每年多缴党费的时候，我真诚地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交出第46年多缴党费4000元，这一点绵薄之力，仅能表达我对党忠诚热爱的心意。”而在此之前，吴老已经从1963年开始，除正常缴纳党费外，连续46年多缴党费累计11万多元，为“希望工程”、灾区等捐款累计9万多元，临终前又立下遗嘱，拿出积蓄10万元作为最后一次“大额党费”。

    然而，吴老自己和家人生活却一直很节俭。在吴老的家里使用的仍然是上世纪80年代的旧家具，吴老的妻子华国老人说：“从1982年搬进这个房间里，家具就没有换过。”“我们一辈子过得都很简单，平平淡淡，有一次，吴大观的衣服破了，女儿说要给他买件新的，他连忙说，没关系，没关系，补一补还能穿。”

    就是这样两个省吃俭用的老人，几十年如一日缴出巨额党费和巨额捐赠时，一点都没有犹豫。吴老代表了一代知识分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传统美德。他选择参加革命跟共产党走完全是一种自觉行为，是觉得共产党的纲领与自己的价值理想相吻合。

    在文革期间，吴老受冲击、被揪斗、关牛棚，但丝毫没有动摇他对党的信念。苏联解体、东欧巨变的时候，他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研究、分析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坚信社会主义一定能够胜利。在他的一生中，曾经作过两次对他人生起重大决定作用的选择：一是改学航空发动机专业；二是1948年他毅然决然地投奔中国共产党。他说：“历史证明，选择投奔中国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是我一生最大的光荣和幸福。”

   1997年8月14日吴老在他的日记里这样写道：“既然你还活着一天，就应该为你的事业和工作操心一天。”这是多么朴素的语言。吴老有着60年的党龄，他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始终怀着深厚的感情，一直严格要求自己，他曾11次被评为“优秀党员”，可他却说自己感到惭愧，对不起党和人民。他一直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表现出一个共产党人的崇高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吴老的贡献得到了党和国家的承认，然而，在吴老生前的自述和文章中，除了对航空工业发展的恳切建议外，看到最多的却是他对自己的不断反省。直到临终前的几天，他还拉着前来看望他的人的手，恳切地说：“我有三句话，第一句，我这一辈子，没有为国家航空发动机事业打下一个好基础，这是我最大的遗憾，我应该检讨自己；第二句，航空发动机一定要加强预研，动力先行，基础打不牢不行；第三句，你们一定要敢说真话，不要怕得罪人。”“拜托你们一定要转达给有关领导，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把航空发动机搞好。”

    吴老一辈子淡泊名利，却十分注重学习。

    他曾多次说自己的脑力不好，智力平平，无论是在扬州中学还是在西南联大，都不是高材生，但他坚信“笨鸟先飞”、“勤能补拙”，因此，勤奋好学成了他一生的习惯。

    他用自己一生的所做、所为、所思、所想，为后人留下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赤子之心，留下了一个老一代航空人的拳拳报国心，留下了一位普普通通的老人丰富的内心世界！

从吴老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老科学家，一名共产党员的伟大胸怀和高尚品德，一个党的优秀领导干部的光辉形象。他以自己一生的实际行动，昭示了他对党的一片忠诚和对祖国的拳拳报国之心。他是党的领导干部学习的楷模，是党员学习的榜样。吴老走了，带着他对党、对祖国、对人民、对我国航空工业的无限眷恋走了，却给人们留下了深深的思考和自问。

附：吴大观同志自述摘录

“我们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

我们这一代人只能够过艰苦生活，为什么？虽然共产党来解放了苦难的中国人民，但离国家富强还很遥远。只有我们过艰苦的生活，我们的后代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这是自己的想法，也可以说是自己的信仰。

做为一个中国人，我们这一代注定是要吃苦受难的。

我的家庭出身，我小的时候接受的教育，我年轻的时候看到雨果的书，受到的那些影响，我接触到的那些人——我舅舅一家，我在扬州中学、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包括后来在大定工厂接触到的人……他们都对我有着影响。而这些影响综合在一起，就形成了我的这样一种生活态度。说大一点，就是我的人生观、价值观。

这些东西有那么神秘吗？我觉得没有。因为当你把这些想法真正变成了自己的思想，自己生活、工作和做人的原则以后，一切都很自然了。

我舅舅是旧社会的地主，但他有自己的生活信念。他们一家人不抽烟、不喝酒，不嫖、不赌，一生不做坑蒙拐骗、伤天害理的事。他教育自己的家人，规规矩矩做人——“传家有道唯忠厚，处世无奇但率真。”在我的眼里，他是这样写的，也是这样要求自己和自己的家人的。

我的表哥中有三位上了大学，他们都是很清醒地选择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在他们的一生中，把握住了自己的人生原则。虽然过得清苦，但他们活得充实、愉快。

在学校里，尤其在大学里，我的老师们不仅教给我们知识，更教我们如何做人。他们不是用空洞的教条、教义来教育我们，而是用自己的行动感动、感化着我们。西南联大的教授至少有一半是从国外留学归来的。他们完全可以留在国外，过舒适的教授生活。在国外的大学里，他们学习的成绩都是很优秀的。这样的人才，国外的知识界、教育界和科学研究机构都是很欢迎，甚至是很迫切地需要他们的。但他们都是学成以后立即回国。可以说是义无返顾地回到自己苦难的祖国，投身于抗日救国、航空救国、科技救国、工业救国的奋斗者的事业中。

在昆明，在那样的艰苦条件下，他们的生活几乎和我们这些穷学生一样，衣着俭朴、清贫如洗，但他们仍坚持着，一直到抗战胜利。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

在贵州大定，中国的第一个航空发动机工厂，数百人的小厂，建厂之初，便集中了8位在国外取得博士、硕士学位的留学生。在选址时，总工程师李耀滋深入到大定这个不毛之地，找到了乌鸦洞，是为了躲避日本鬼子对昆明的狂轰烂炸。那样的艰苦没有让这些人退却，相反，他们坚持下来，在这里造出了中国航空工业的第一台发动机。

我们的祖国经历了太多的苦难。我在美国、欧洲都有过学习、生活和工作的经历。我能够体会到，国家贫弱，人民就会被看不起，就会受到歧视。我想，在这些优秀的中华儿女心里，想到的也应该是要用自己的聪明才智、用自己学到的知识、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强大。所以，他们选择了吃苦和奉献。

在旧社会，我们受到孙中山的影响，受过“三民主义”的教育。孙中山讲过一句话，我很受教育，就是“我们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这句话深深地记在我的脑子里面。从那时候起，我就选择了“爱国要救国，要读书，要做大事，要为人民做事情，不做大官”的人生道路。

对国民党的那些当权者、那些一心只想做大官的人，我有自己的认识。他们的腐败使全国的老百姓失去对他们的信任。连我舅妈这样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都能深恶痛绝地说出“为官不仁、为官必贪”的警句。可见，这些官僚是多么不得人心了。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在1948年，我有幸在同学、同事的帮助下，开始接触到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开始接受党的教育，开始认识到什么是共产党？什么是国民党？国民党为什么腐败？而共产党的光明在哪里？认识逐步提高，最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组织，成为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员。

入党以前，在石家庄的时候，组织上首先给我一本《毛泽东选集》，不是后来的《毛泽东选集》，是老区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字很大而且很不清楚。同时，还发给我一本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我认真地学习了。我感觉到，共产党对党员的要求是和自己的人生追求完全一致的。

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讲到：

 “共产主义世界好不好呢?大家知道，那是很好的。在那种世界里，没有剥削者、压迫者，没有地主、资本家，没有帝国主义和法西斯等，也没有受压迫、受剥削的人，没有剥削制度造成的黑暗、愚昧、落后等。在那种社会里，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都有高度的蓬蓬勃勃的发展，能够满足所有社会成员的各方面的需要。那时，人类都成为有高等文化程度和技术水平的、大公无私的、聪明的共产主义劳动者，人类彼此充满了互相帮助、互相亲爱，没有尔虞我诈、互相损害、互相残杀和战争等不合理的事情。那种社会，当然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最美丽的、最进步的社会。谁能够说这样的社会不好呢?那末，这样好的共产主义社会是否能够实现呢?我们说，是能够实现的，是必然实现的。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已经作了无可怀疑的科学的说明。

一方面，我们要了解：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事业；共产主义要最后地消灭剥削、消灭阶级，要解放全人类，要把人类社会推进到空前未有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幸福境地。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了解：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空前艰难的事业，必须经过长期的艰苦的曲折的斗争，才能战胜最强大的敌人，战胜一切剥削阶级；在取得胜利以后，还要长期地耐心地进行社会经济的改造和思想文化的改造，才能肃清剥削阶级在人民中的一切影响和传统习惯等，并且建立新的社会经济制度、新的共产主义的文化和社会道德。”

这些话把我对社会的认识、对新社会的向往说得更加透彻。

后来见到了聂帅和一批共产党的干部，看到他们的作风跟国民党的作风、美国军人的作风完全不一样，他们就是为了群众、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人的言行把孙中山先生的教诲提到了更高的水平。

所以，我更加坚定自己永远要跟着共产党，坚信只有共产党能够把中国带向繁荣富强和美好的未来，也更加明确了一生尽最大努力为国家和人民做好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的信念。

人贵有自知之明

一个人对自己应该是最了解的。自己这一生能够做什么？

我出身贫寒，童年体弱多病。我自认为自己不是一个天分很高的人，我的脑子并不很聪明。让我搞学术钻研，在科学理论方面创新、突破，我自己觉得脑子跟不上。钱学森这样的大科学家，现在还可以把昆明大观楼的长联背下来，这是了不起的；还有我在西南联大的老师梁守槃，他是我国巡航导弹的泰斗。在我的师长、同学、同事中，这样的人不算少，我是无法与他们比的。就因为这样，在我的一生中，从来不敢“翘尾巴”，时刻提醒自己，要虚心向同志们学习。

虽然自己不是什么天才，但我能够分析一些问题。我觉得自己可以做一些科研管理方面的工作，我还可以对实际问题作一点分析。这是可以在后天通过努力办到的。所以，在1956年，我选择了去科研第一线、去基层。这一去，在沈阳干了22年。全身心投入到具体技术工作中，我感到了最大的快乐。

勤能补拙，回想自己的一生，如果说做了一些对国家、对人民有用的工作，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毅力。

我原来是吸烟的。那是在到美国学习的途中，在一个美军基地，看到别人买烟吸，我也买了一包，是骆驼牌，很便宜。到“文化大革命”时，我吸烟吸得很厉害，造反派批斗我的那段时间，是我最困惑、最痛苦的时候，每天要抽一包烟。“文化大革命”后期，自己恢复工作以后，一次几位同志在一起谈话，有一位同志出于关心，说：“吴所长，你应该注意自己的身体，吸烟对身体不好，应该戒掉。”我当即表示：“你说得对，我一定戒。”当时大家还以为我只是说说。有一位同志开玩笑地说，如果你说到做到，我每年送你一只烤鸭作为奖励；但你要是做不到，那就要送我一台电视机作为惩罚。我不假思索，马上同意。从那以后，我一次也没有犯戒，就此把多年的吸烟嗜好戒掉了。几十年过去了，虽然自己一次也没有吃上那位同志的烤鸭，但自己戒了烟，也考验了自己的毅力。

在吸烟这样的小事上是这样，在工作和生活中自己也是如此。

所以我要说，天才人物在我们的社会上、在生活中毕竟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大多数可能是与我一样天资平平的人。但我想说的是，虽然在学校里你的考试成绩始终是中等，虽然你在很多方面比不上自己身边的同学、同事，但只要努力、有毅力，“滴水穿石、锲而不舍”，你也一样会有所作为。

“你是个被人称作幸福的人吗？”

在雨果的小说《悲惨世界》中有这样一段话：

“你是个被人称作幸福的人吗？好吧，可你没有一天不是忧心忡忡的。每天都有大的烦恼或小的操心。昨天你曾为一个亲人的健康发抖，今天你又为自己的健康担忧，明天将是银钱方面的麻烦，后天又将受到一个诽谤者的抨击，大后天，一个朋友的坏消息；随后又是天气问题，又是什么东西砸破了，丢失了，又是遇到一件什么开心事，但心里不安或使脊梁骨也不好受了；另一次又是什么公事进展问题。还不去算内心的种种痛苦，没完没了，散了一片乌云，又来一片乌云。一百天里难得有一天是充满欢乐和阳光的。还说什么你是属于这少数享福人里的！至于其余的人，他们却老待在那种终年不亮的沉沉黑夜里。

有思想的人很少用这样的短语：幸福的人和不幸的人。这个世界显然是另一个世界的前厅，这儿没有幸福的人。

人类的真正区分是这样的：光明中人和黑暗中人。

减少黑暗中人的人数，增加光明中人的人数，这就是目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大声疾呼：教育！科学！学会读书，便是点燃火炬，每个字的每个音节都发射火星。”

怎样做人？我认为，人如果不受教育是野蛮的，是什么坏事都可能做出的。

我的身体原来比较弱，受过伤。在上小学的时候，腿就不好，是寒腿，天一凉就酸痛。还有是“痄腮”，每年都要犯那么一两次。那时家境贫寒，没有钱治病，是用土方医治。就是舅舅店铺里的帐房先生用墨汁在我红肿的腮帮子上画一画，如果化脓了，就用纸捻穿进去，把脓血带出来。在这样的环境下，我的身体很弱，脑子也受到影响，经常会出现手脑不一的现象，就是脑子里想着要写的东西，到了手底下写的不是自己想要写的，而自己浑然不知。我在学校里的考试成绩上不去，原因就在这里，常常是写错字、丢字。还是在美国学习的时候，在宾夕法尼亚的威廉斯堡市的莱康明航空发动机厂，在那里我考出了自己一生中最高的一个考试分数——94分。

但是，不管存在什么样的困难，学习是最重要的。我的天分不是很高，但后天的勤奋可以弥补先天的不足。我记住两句话——“笨鸟先飞”、“勤能补拙”。

很多人练气功，我没有那套功。但是我有个想法和感受，如果你专心学习，好好地念书，这就是一种气功。什么意思呢？当我坐在办公室的时候，我考虑的是我的发动机的问题，考虑我的发动机的强度问题、叶片问题，怎样提高强度？怎样搞设计？脑子里想的非常专一。曾经有位老画家说，画画对身体有好处，为什么呢？就是心情开朗、思想专一。搞音乐的，写字作画的都是这样。我说念书也有这个作用，专注在你的书本上，想它、钻它，这样一来脑子里面就没有怪的念头、私心杂念，的确对身体有好处。人是吃五谷杂粮的，都有七情六欲，什么时候没有烦恼？什么时候没有私心杂念？当有私心杂念的时候，要排除这些私心杂念。我的方法就是找一本书，看看技术方面的问题，或者看看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邓小平理论？你钻进去，好好学一段，就把那个私心杂念忘了，心情开朗，精神就好多了。

学习可以成为激发你向上的动力。

人生是施与不是索取

“Life is to give not to take”

 “Life is to give not to take”人生是施与不是索取。这是雨果作品中的话，我记住了，也在自己的一生中努力去实践了。

我在1955年就拿273元工资，那时侯普通工人的工资就二三十元，一个普通车间主任就拿六七十元，后来到一百多元。那时我在沈阳410厂，莫文祥同志是厂长，我是一名室主任——发动机设计室室主任，他的工资跟我不一样，他拿不到二百元。我觉得不对，就打报告说，这样不行，我工资太高，是不是把我的工资减一减，要不然我就脱离群众了。我对组织讲，你们不能让我脱离群众，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啊！但是厂里不同意，他们说，老吴，你把工作做好就行。减工资？没有这个规定。

后来六院成立，1961年，组建第二研究所。我又向六院王振乾政委打报告，要求减工资。他说，你呀，还是努力工作。他送了一本新的《毛泽东选集》精装本给我，说：“你好好学习学习毛主席著作，好好工作，工资不能减。”当时我总感觉这是个问题，在群众当中你做了多少工作？你为什么拿那么高的工资？我心里始终很不安。

1963年，越南战争暴发，就是美帝国主义进入越南。我想这回机会到了，那一年，我从我一年的工资里拿出1200元钱，通过邮局寄到北京的越南大使馆，我就说我抗美援越，他们回复说这很好。可是一年以后，到了1964年，越南战争不打了。那我怎么办？我就每个月拿到钱以后，取出100元作为党费上缴组织，就这样一直交了下去。到了“文化大革命”，我进“牛棚”了，只拿生活费，没有工资，当然就没有办法交了。后来我解放了，出了“牛棚”，那是1970年，组织上把被封存的我的工资还给我，当时补给我几千元。之后，我又按一月一百元交党费了。

我有两个想法，一个是我应该感谢党，我应该对党多做一点工作，我享受的待遇已经够高了。我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1990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1年被评为航空航天部有突出贡献老专家，那都是很高的荣誉。我凭什么得到那么高的荣誉？我扪心自问：“你做了多少工作？到现在发动机还拖着飞机的后腿！你这一生怎么做的呢？”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所以我一定要交这个党费。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国家穷啊！我自己是从旧中国过来的，过惯了穷日子，现在过得清贫一点，但内心挺舒服、挺高兴。我们国家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最近报纸还有报道，如何解决贫困地区的温饱问题？现在我们还有几千万人口没有脱贫。还有西部的开发建设，所有这些都是需要钱的。我想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要响应党的号召，节约、节省，我们国家还不富裕。既然你是名中国人，你就要分担中国社会的责任，我是这个想法。

也有人说我是傻瓜，我说我不是傻瓜。我既然是这么过来的人，就应该这样做，这样做一点不过分。我从1964年开始多交党费，中间也是有波折的，但最终我还是认为应该这么做，不是我故意要搞什么。同时我的家庭、我的爱人都很理解我，很支持我。

有一段话，就是“知足常乐、自得其乐、助人为乐、为善最乐”，四个“乐”。这是顾诵芬同志的父亲顾廷龙老先生在世的时候写下来的。他老人家是我国的大学者，书法也非常好，他的这些话对我教育很大，愿意和大家共勉。

附媒体报道：

全国政协委员、航空航天工业部高级研究员吴大观，同夫人华国一道，亲自送来了二千元的捐款。

作为一名政协委员，吴大观曾在政协会议上多次提案，希望国家狠抓国民教育，增加教育经费，挽救贫困地区的失学儿童和青少年。但是，根据中国国情，想要全部由国家来解决这个问题实在是太难了。

吴大观欣慰地对基金会的工作人员说：“‘希望工程’独辟蹊径，走的是另一条路。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如果百人、千人、万人……大家都来关心那些失学的孩子，就将产生一种了不得的力量。年青人，感谢你们，你们正在做的是一件关系到民族未来的前程的事业。”

吴大观到北京工作以后，仍过着俭朴的生活，每年继续多缴4000~5000元党费。近几年他的工资增加了。为了救济农村贫困地区失学儿童，他向“希望工程”捐款６０００元，表示他对失学儿童的一片爱心。当“希望工程”工作人员给他摄像时，他仍然穿着平日那件穿了20多年的旧衣裳。

他向大学、中学母校捐款等，总数超过10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