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义利观探析

发布时间：2012-12-17 作者： 访问人数：

   荀子的义利思想在整个伦理思想史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荀子的义利思想是以其对人性善恶问题的探讨为理论基础的，他主张“先义后利”、“以义制利”、“以义应变”、“以义为利”、“兼利天下”。荀子对儒家传统既继承又超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兼利天下”、“义利双成”的义利观。

   荀子义利观的人性论基础

    荀子在《大略》篇中指出， “ 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 ”① 这种义利并存思想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理论渊源，基于对人性善恶问题的探讨。荀子认为人皆生而有欲，好利之心是出于 “ 情欲之性 ” ，好义之心则出于 “ 知能之性 ” 。他强调好利恶害是人的本性，但人亦有义，并将 “ 义 ” 看成人区别于禽兽之处。     中国知识分子并不否认人对欲望的追求，但只要论及人有 “ 求利 ” 的欲望，就认为是一种庸俗的行为。因此，道家主张绝欲，认为只有绝欲的人精神上才能得到最大的满足。宋明学者的 “ 存天理，灭人欲 ” ，对于 “ 利欲 ” 的问题，也是采取消极的态度。荀子则不同，他对 “ 欲 ” 采取的是积极的、正面的态度，充分肯定 “ 欲 ” 存在的必然性，并认为欲具于性，不可去除。他说： “ 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 ”② 也就是说，人的本性是自然造就的，人的情感是本性的实质，人的欲望是情感的反应流露。应该正视欲望，不要将求 “ 利 ” 的行为看成洪水猛兽，加以禁止。当然，荀子也强调若不加节制的顺着人的自然本性发展，势必导致 “ 物不能澹 ” ，从而产生争夺冲突，影响到社会的稳定繁荣。因而，应该以礼义导养欲望，使之合理，以礼义节制欲望，使之合度。可见，荀子是以 “ 生而为性 ” 为立说的根源，不以食色之性为恶，而以 “ 求之无度量分界 ” 为恶。     荀子固然认为人生而有欲，是生之所以然，但他也认为人亦且有义，在义利之间，仍有其取舍。利欲和好义是人所具有的两种不同的心理，好义是人最可贵的地方。他说，人生亦且有义是人之所以有别于水火、草木、禽兽之处。对于 “ 义 ” 的解释，荀子更多的时候是把 “ 义 ” 与 “ 礼 ” 连用，称之为 “ 礼义 ” ，并把 “ 礼义 ” 视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具有至上性。他说， “ 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 ” ， “ 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 ” 。在荀子看来， “ 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者也 ”③ ，换言之，荀子认为本性是自然生成的，不可经过学习而成、不可人为造作；礼义是圣人创建的，可以通过人的后天学习和努力做到的，礼义可以感化纠正人的性情，引导人遵守秩序。     总之，荀子将人性分为 “ 情欲之性 ” 和 “ 知能之性 ” 。 “ 情欲之性 ” 是指对利的追求，而 “ 知能之性 ” 是指对义的坚持。情欲与知能并存，所以利与义也是并存的。可见，利与义并存的思想，正是由其人性论发展出来的。      荀子义利观的主要内容     荀子的义利思想是以人性论为理论基础，使其既能正视人的求利之心，又深知顺其情欲、不加节制会使人性沦为恶乱。因此，在处理义与利的关系问题上，荀子提出了内容丰富而多元的主张，较之先秦诸子的义利思想更为客观合理。     先义后利，以义制利。荀子虽然坚持性恶，但不同于法家。法家认为人性的本质是自私自利的，并以追求功利为人生要务。而荀子则明辨义利，认为虽然追求名利是人之所欲，但人有知仁义法正之质，能仁义法正之具，因此能形成自觉的道德意识，能够做到先义后利。同时，荀子也认为义与利是相互依存的， “ 利 ” 是 “ 义 ” 得以体现的前提，而 “ 义 ” 存在的价值就在于规定和调节 “ 利 ” 。因为欲多物寡，若放纵人的本性，顺着人的情欲，必然发生争夺，破坏社会秩序。因此，荀子主张 “ 以义制利 ” ，就是通过礼义来调节人们的欲望，达到义与利的和谐。荀子这一思想基本承袭了孔子所说的 “ 见利思义 ” 和 “ 见得思义 ” ，但与孔孟又有所不同：孔孟更为强调是作为道德价值的 “ 义 ” ，荀子则兼论 “ 义 ” 、 “ 利 ” 存在的事实。     义利兼重，以义变应。诚如上言，荀子所讲的 “ 义 ” ，不仅仅是一种内在的道德意志，而是将 “ 义 ” 与 “ 利 ” 结合，承认 “ 义 ” 与 “ 利 ” 具有同时存在的可能，并把 “ 义 ” 作为调和二者冲突的应变之道。这个 “ 义 ” 在荀子看来，就是为人处世、治理国家的标准。一方面，荀子把 “ 义 ” 视为辨别君子与小人的标准。在荀子看来，君子是以 “ 义 ” 作为处世准则，能够做到以义应变，按照礼义法度来推类世间万物法则，身处其中，既能修身，又能义荣、势荣兼有，实现 “ 君子两进 ” 。而小人则不然，不知以义应变，而是以利处世，此种处世方式，义与利无法兼得，实则两废。另一方面，荀子还将 “ 以义应变 ” 用于政事方面。认为国君治理国家，若能以义变应，广纳贤才，罢黜邪恶之人，国家定能国泰民安，君王 “ 以义应变 ” 既是修养自身，也是国家富强、人民安康的良方。     以义为利，兼利天下。 “ 以义为利 ” 一词，源自《大学》， “ 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 意思是一个国家不能把 “ 利 ” 当做利益，应该把 “ 义 ” 当做利益，这是肯定利的存在价值。荀子对此也持肯定态度，提出 “ 公义胜私利 ” 、 “ 义为公利 ” 等主张。荀子反对一味追求私利而不顾公利，认为所追求的 “ 利 ” 必须在遵循 “ 义 ” 的前提下才能实现，此利绝非个人一时的私欲，而是最大多数人的利，是兴天下之利。墨子是功利主义者，虽言重义，但目的是求利，而荀子是在重义的道德价值前提下，正视人的求利欲望，并以欲望的满足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同时，荀子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价值观冲突的时代，他不再遵循孔孟自忍自制自觉的内在道德秩序的路线，而重视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发展的影响，希望通过后天的努力实现理想。     综上所述，义与利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它们各自代表不同的道德价值选择，同时又同属于利益范畴。因为坚持 “ 义 ” 能给人带来 “ 利 ” ， “ 义 ” 与 “ 利 ” 不是绝对对立的，可以经调和同时并存。可见，荀子的义利思想既不是唯利是图的极端功利主义，也不是道德至上的道义论，而是在义与利之间找到的和谐之道。      对荀子义利观的评价     荀子作为先秦 “ 百家争鸣 ” 的集大成者，在义利问题上，不仅承袭了儒家思想传统，并将其发扬光大，也理性地批判和吸收其他诸子思想，从而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义利思想。     首先，继承儒家重视道德修养，又突破儒家提出通变。自孔子提出 “ 以义为上 ” 的理念，义利问题就成为儒家的重要命题，尤其是孟子提出 “ 舍生取义 ” 的主张，把 “ 义 ” 置于首要位置，并将 “ 义 ” 视为君子处世的准则。荀子与孟子在以仁义作为处世行事的准则问题上，基本是一致的。荀子也言： “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唯仁之为守，唯义之为行。 ”④ 这里的 “ 诚 ” ，其实就是仁义的体现。儒家还强调知识分子不仅要修养自身德行，还要以天下为己任。这方面，孟子提出了众所周知的 “ 大丈夫 ” 说法。荀子继承了孟子的 “ 大丈夫 ” 形象，提出不屈服强权、不考虑利益得失的 “ 士君子之勇 ” 。无论是 “ 士君子之勇 ” 还是 “ 大丈夫 ” ，都是以 “ 义 ” 作为最高的道德标准。所不同的是，荀子赋予儒者另一 “ 应变得宜 ” 的特色，给儒者刚毅形象添加了柔性。荀子并没有离开儒家 “ 义以为质 ” 的传统，但在沿袭传统的基础上，提出 “ 以义应变 ” 的主张，以处理错综复杂的义利冲突，同时又发挥 “ 以义为利 ” 的说法，将义化为公利。荀子打破了所谓的儒家重义而轻利的谬误，把儒家所坚持的道德价值精华更加深入透彻地阐发出来。     其次，转内在价值为外在治道。荀子较孔孟而言，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把公、私的概念引入了义利之辨。孔孟的思想中并不排斥利的存在与价值，公利与其提倡的 “ 义 ” 并不矛盾，但不论是孔子还是孟子都没有明确提出 “ 公义 ” 的概念。而荀子把 “ 公 ” 与 “ 义 ” 结合提出了 “ 公义 ” 的观念，改变了孔孟思想中单纯强调 “ 义 ” 的内省意义，避免了儒家义利思想被批判只重个人修德，而忽视人有求利的实际现象。荀子是在坚持儒家重视 “ 义 ” 的道德价值前提下，主张正视人的求利欲望，使义与利同时存在具有可能性，进而使利在义的节制之下实现，而兼重义利。荀子主张的 “ 以义制利 ” ，更使 “ 义 ” 从孔孟思想中重内在价值转化而成为外在治道。荀子所说的 “ 义 ” ，对内可节制人的性情，对外可节制万种事物，的确是偏向外在功效而言。     义利问题属于价值取向的范畴，先秦诸子对于义利的认知与取舍因立场不同而迥异。儒家视义利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故以义为道德价值的代表。荀子的义利思想既坚持了儒家的立场，又积极吸收了其他诸家的合理思想，不仅注重道德也重视利益，追求义利统一，这既超越了儒家，又有别于墨家的功利人生，亦有别于法家的功利治世，可谓是尽得诸人之所长，后卓然自成一派。环视当今社会，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情况下，义利问题显得更加复杂，重新审视荀子的义利观，也许可以从中找到一些灵感与启示。